这首诗是清朝末年郑孝胥所作的《感愤诗四首(其一)》，诗人以激昂的笔触表达了对时局的感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。首句“群昏自称豪，一奋碎神器”揭示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盲目自大，以及他们对国家重要器物的无知破坏。接下来，“罪魁有三士，不在徐刚辈”暗示了真正的祸首并非表面所见，而是隐含在权力核心。“荣光首拒战，咋舌敌已怪”描述了对和平主义者的讽刺，敌人因此感到惊讶。诗人批评了那些轻视战争的官员，如“聂马久枝梧，彼族嗛强对”，认为他们未能有效地应对外敌。“朝中轻诸子，谓虏不足畏”进一步强调了统治阶层的轻敌态度。然而，现实很快逆转，“何虞果掩至，很复得狼狈”预示了敌人的突然袭击，导致了严重的困境。“脱令津沽间，海城早为帅”表达了诗人对战略失误的遗憾，如果能早有准备，结局可能会不同。“微闻金鼓震，万众已崩溃”描绘了战败的惨状，人民的抵抗意志瓦解。最后两句“牵羊必肉袒，所全讵百倍”指出，即使投降也无法保全所有，损失巨大。“京师安如山，完取十万械”表达了对京城安全的担忧，以及对武器装备被敌方掠夺的痛心。“吾言匪诡诞，嚼血聊自快”则是诗人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悲愤与无奈，通过咀嚼血泪来寻求一丝慰藉。整体来看，这首诗情感深沉，语言犀利，反映了作者对国家危难的深切忧虑和对统治者无能的批判。